可怜的卢克文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

机电学院浏览次数:  发布时间:2021-09-03

  网红自媒体卢克文写了篇文章叫《论公知三十年启蒙的失败》,一是批判公知这些可怜的人,一般出生在1960-1980年代,在年轻时被人洗过脑,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,也不知道一切要实事求是。二是认为,最后救中国的,是工业化,是生产力。

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说过,“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说白了就是浅薄。但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浅薄,都以无知当作有知,都以懂一点皮毛作当作深刻。”这句话对卢克文来说最合适。

  在卢克文看来,公知就是一群吸食过精神鸦片的可怜虫。卢克文基本上完全否定公知,说公知在年轻时被人洗过脑,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。

 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“大范围使用始于2005年《南方人物周刊》,其共同标准为: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;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;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。

  2003年4月25日,《南方都市报》率先发表了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》,揭露了大学生孙志刚只因没有暂住证就被收容、被毒打而最终残酷致死的真相。

  孙志刚死于暂住证,被一些媒体和众多学者视为“一个象征公民权利的符号”。为了维护每一个活着的公民的权利,学者们纷纷站出来,终于终结了实施了21年的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。

  公知的污名化完全是由于一部分人冒充公知居高临下到处乱喷,颠覆了大家对公知的看法,结果就是公知成了一句骂人的话。实际上真正的公知,是为弱者群体代言,为受冤者伸张正义,而不是什么网红明星。

  胡锡进曾经阴阳怪气说过:“等我退休了,也当公知。批评政府,遇事多说美国、西方好话。遇中外冲突咱不用冲锋,不用着急,说一堆风凉话,还显得挺高雅挺有情怀的,国家好了咱跟着沾光,而且一边沾光一边显示咱的犀利。国家如果出问题,瞧瞧,我说什么来着!还是当公知好!”

  结果被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怒怼:“这公知你还真当不了。因为公知除了知识,还需要人格、尊严、独立的思想等等,你有吗?”

  鲁迅和胡适就是民国最大的公知,一个痛斥国民性,一个痛骂,这两人却是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标杆。

  梁启超称,“言自强于今日,以开民智为第一义”;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说,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”。

  卢克文根本不懂什么是启蒙。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认为,“特别在知识分子中,对启蒙的理解不是差不多了,而是还根本没有入门。他们大都只看到科学和民主在操作层面上的形式,而没有当成整个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上的变革,没有看到理性和自由在其中的奠基作用。”(《邓晓芒:我们的道德怎么了?》)

  卢克文更缺乏历史的常识,说什么“最后救中国的,是工业化,是生产力,而不是什么欧美制度和改变民族劣根性。”可怜的卢克文,思想居然回到了大清朝。

 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,坚持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积极引进西方的“船坚炮利”,创办了大量的军事工业和壮观的北洋海军。可是一场甲午战争,输给了实现明治维新的小日本,震惊了天朝的文武大臣。

  大清朝摇摇欲坠,还是有很多人寄希望于实业救国,达到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。康有为在1905年就把振兴实业、讲求物质说成是“救国至急之方”,攻击革命派的“自由、革命、民主、自立之说”,是所谓“毒溺中国之药。”(《物质救国论》)梁启超则说:“苟实业更不振兴,则不出三年,全国破产,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。”(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·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》)。

  以实业救国为理想的状元实业家张謇,最后也以失败告终。从大清到民国,工业化都是失败的。单纯的工业化救不了大清,也救不了民国。

  这百年来工业化最快的大国是苏联,在1917年苏联建立后,苏联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,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。

  苏联的军事工业苏联的卫星导弹苏联的坦克洪流,曾经让西方瞠目结舌。www.www876538.com。苏联的工业化拯救了苏联吗?没有,一夜之间崩溃了。1989年9月,叶利钦访问了美国,被美国超市的丰富产品所震惊,一个人在车里抱头痛哭。叶利钦的助手后来说,休斯顿超市的经历把叶利钦的最后一点信仰彻底灭了。

  中国今天的工业化为什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?一是时代奠定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,这是工业化的前提。二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,放弃苏联的计划经济,融入了世界潮流,成为世界产业链的重要一端。

  卢克文的可笑在于,思想倒退到迂腐不堪的大清朝,把工业化看成了万能钥匙,因果倒置,实际上工业化不是目的,现代化才是。从维新变法到新文化运动,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人的价值,鲁迅的呐喊就是为了叫醒睡梦中的国人。在1917年2月《致黎锦熙信》中说,“天下之心皆动,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? 天下之事可为,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?”从而主张“从哲学、伦理学入手,改造伦理学,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”。

  制度不能决定一切,但是制度需要完善和发展,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,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”这是国策。说过,“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;不好的制度,能让好人变坏。”我们之所以改革,目的就是清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。